探路者钟扬

2017-12-20 11:37:50    来源:上海教育新闻网   

天刚蒙蒙亮,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还没有从睡梦中苏醒,远处走来一队人,慢慢地近了。领头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男子,嘴唇有些发紫,手里拿着一根枯枝,一边试探着一边慢慢往前移,挪步的时候总是有些摇晃。突然,后面的人停了下来,他朝前走过一段路后,蹲下来闻了闻,又朝后面的几个人招招手,示意大家过来。

这是钟扬老师在西藏采样时探路的情景,仿佛也成了他一生学术科研之路的真实写照。


那年,钟同学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将入学,黄冈中学里4名考上大学的同学胸佩大红花,精神抖擞地站在高台上,接受学校的表彰和师生的夸赞。他们成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点燃了钟扬心中的希望。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初中生,他仿佛看到了那从未走进过的大学校园已经触手可及了。

不用父母催促,钟扬开始向着他的大学梦进军。转眼就到了1979年高考报名的日子,受到周围同学的感染,钟扬准备提前参加高考,然而,父亲却找他谈话:你必须放弃这次高考的机会。

从1974年起,钟扬的父亲开始担任地区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恢复高考后,高校招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敏感工作,父亲不仅经常通宵加班,而且每年高考录取期间都要被借调到省招生办公室“全封闭工作”一两个月。由于国家没有明文限制提前高考,后来居上的低年级同学似乎对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形成了威胁,引发了部分应届毕业班同学和家长的担忧,他们向省招办反映了此事。父亲作为招办负责人处理此事,为了公平起见,他的儿子就非避嫌不可。

学校建议钟扬去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那是一个举国瞩目的英才计划,一年在全国就招收20多个人,上一年地区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都没考上。钟扬知道,学校只是为了宽慰他失落的心情。不料,父亲竟然同意了。他说,这的确是一场成功机会不大的考试,对你也不太公平,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单独考试、改卷和录取,如果考不上少年班,你也不能像正常高考一样可以被其他大学录取,但你还不到15岁,今后的机会还很多。今年你去试一试,锻炼自己。明年起我退出招生工作吧,直到你能考上,行吗?

父亲口中的“试一试”打动了钟扬的心,也成了他今后的人生信条,遇到再艰难、再不可能的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试一试”。这一试竟然成功了。在通过高淘汰率的初审、复试和面试后,钟扬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三期少年班。


那年,钟所长放弃副局级待遇去当教师


钟扬学的是无线电专业,1984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许多人问他,你专业不对口怎么办?他乐呵呵地说:“大学的专业也就学了2-3年,人生会有许多个2-3年去学一门新的专业。”于是,他试着用“无线电的思维”去研究植物,很快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专门去武汉大学修了植物学、生物学的很多课程,认识了陈家宽老师。

在植物所里,无线电专业毕业的钟扬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他的想法总是那么超前,但他总是能利用自己的特长为所里做很多工作。那时候,他负责所里唯一一台可以联网的计算机,经常会通过网络查询植物学的前沿动态,然后再分享给所里的同事。之后,他还结合查阅到的英文资料写了两本书,名字叫做《数量分类的方法与程序》和《分支分类的理论方法》。对当时的植物学工作者来说,出这样既具前沿性又具实践性的教科书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80年代初,国门打开了,每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钟扬都万分珍惜,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每次回来,他都会把学到的知识带给所里的其他人。1992年,钟扬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学习交流,他用妻子打工赚到的钱买了计算机、复印机等设备带回国内,还在海关遭到了盘问,海关的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费买设备。

2000年的时候,钟扬已经是全国植物学界的知名学者了,在陈家宽老师的动员下,他毅然决定放弃研究所的副所长职务,到复旦大学担任一名普通教师。许多人都无法理解,他的父母在武汉,他放弃副局级的待遇,只是为了圆一个朴实的教师梦。确实,当时的钟扬只是想去“试一试”,在复旦这块自由的土壤上做一名好老师,去建设大家都没怎么听说过的“生物信息学”。


那年,钟教授在上海临港种下了红树林


2000年,钟扬来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他经常会跟别人讲生物信息学,说马上要写一本教材,介绍给中国的学者和学生。那个时候,生物信息学在全球都算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有系统的资料参考,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没想到他竟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真的做到了。

来到复旦之后,钟扬发现:上海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在这个两个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的地区,集中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经过细致的文件调研以及周密的考察,他认识到青藏高原一共有6000多种高原植物,占到了全国的18%。于是,后来的日子里,“他每个月都要从复旦校园离开,去两个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一个是距离邯郸校区80公里远的南汇临港,那里有他和同事们亲手培植的红树林;一个是4000公里外的西藏,在藏北高原和藏南山谷,都有他为了采集种子样本而留下的足迹。”

“深圳的福田有红树林,香港的米埔有,台湾的淡水、日本的冲绳也有,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海边都有红树林,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于是,在上海的临港海滨,他种下了一片红树林。他说,这是自己“留给上海未来的礼物”,希望可以造福200年后的人们。

此前,人工栽种的红树林中,最北是在温州。钟扬却打算在纬度更高的上海“试一试”。2005年开始,他开始向上海市科委申报课题,申报了三次才通过。2007年10月底,课题组用从珠海运回了12种红树的幼苗,两三天后,在上海南汇临港落了根。但第二年的冬天,就遇上了罕见的冰冻灾害,野兔也来啃食,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钟扬并不灰心,经过8年的努力,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老鼠簕这4种红树已经基本适应上海的气候,即使在冬天,不需要大棚也能存活。这已是植物学上的极大突破。


那年,钟院长率先在研究生院建立了服务中心


2012年9月,钟扬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院长。在担任院长的五年里,他依然坚持“试一试”,试着开展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着开展培养质量调查,还试着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

研究生课程教学近年来存在一些众所周知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钟院长上任之初针对这一问题创设了FIST项目。FIST的中文名称是“复旦暑期集中授课”,也暗含着将其建成“拳头”项目的初心。FIST课程的师资由本校教师牵头,而以海内外名师为主;授课内容主要为各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以及新兴和跨学科方向。钟院长自己概括FIST的特点是“集中授课、夏季为主、聘请名师、对外开放、计算学分”。学校通过实施FIST项目,不仅提升了课程质量、激发了研究生学术兴趣,而且激活了课程体系,让研究生上课不再是难题。

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同样存在难题,各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特点,怎样才能去发现真实的问题?钟扬院长实施了一个大范围的问题驱动型的培养质量的中期检查,他邀请校外的研究生教育专家,全部是校外的专家,由学科专家、管理专家和思政专家组成访谈小组,和二年级的研究生做一对一的谈话,每个人谈半小时,而且要求专家只谈问题。通过谈话来发现问题,一方面深入了解了学生的学习状态,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学校、院系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支撑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找导师谈、找辅导员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整改。

研究生院的同志们都记得,钟扬院长是2012年9月29日到任的,那天,他背着背包从机场风尘仆仆地赶来,会上只讲了几分钟,就是要做好服务工作,希望自己,也希望研究生院全体同事能够为院系师生做好服务工作。一年多后,复旦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研究生服务中心,为师生提供一周七天、全年无休的“一站式”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学生办理各项事务。在他的理念里,服务中心就是研究生院的接待窗口和办事大厅,每一名员工都要学会做办事员。钟院长不仅自兼中心主任,在初期还亲自坐班示范。后来又成立了论文写作服务分中心,为全校研究生提供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去年又成立了导师服务中心。


责任编辑: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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