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围绕女性在职场中面对的性别歧视、生育焦虑、未成年人性侵、特殊教育等社会关注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关键词一：消除女性就业性别歧视

招聘时因为性别原因被拒之门外；面试时被问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有没有结婚和生小孩的计划；工作中瞻前顾后担心生育会影响职场晋升……这些问题困扰着不少职场女性，不仅影响到女性的职场权益，也不利于提升社会的生育意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提出，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界定与法律责任，加大执法力度。

崔郁建议，全国人大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或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时，在对就业性别歧视进行法律界定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情形的歧视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劳动保障部门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随着国家开放“三孩”等新生育政策的实施，从国家到地方的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也随之出台。不少网友热议，提高生育率要先保障女性在职场中的相关权益，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否则是“治标不治本”。如何破除女性社会地位的“隐形不公”，促进妇女工作与家庭平衡，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

关键词二：为养育孩子“减负”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不少委员代表也将目光聚焦在为养育孩子“减负”，提出加大补贴力度，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提出，建立政府和用人单位共担生育成本机制。从国家层面统一规定延长生育假期间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政府为生育保险基金提供财政兜底。建议女职工休产假和延长生育假期间的社保缴费由财政补贴50%，鼓励用人单位制定平衡工作家庭的积极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张俊廷表示，目前国家放开三孩，虽然有了政策，但是很多年轻人生育率还是不高。张俊廷说，很多家庭考虑到培养一个孩子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经济成本，很有可能不太愿意继续要孩子，尤其是考虑到没人带孩子，对此，他建议各地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关政策，降低生育成本，倡导第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同时鼓励一些大企业、单位提供免费的托育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金李建议，对三孩以上家庭大幅度提升个税起征点，并且从第三孩出生起每人每月提供生育补贴直至小孩成年。

关键词三：关注打拐防侵

今年全国两会上，“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都在为妇女权益而发声代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建议》。

她表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导致拐卖人口现象一直不能根除。”她建议，对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提高刑期，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让反拐达成切实效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拟聘人员授权后，可以对其性侵违法犯罪信息进行查询，但目前全国层面尚未建立可供查询的共享平台。

对此，黄绮委员呼吁教育部尽快建立统一的信息查询平台，提供给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查询，这样才能让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查询到拟聘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能有的性侵违法犯罪信息。

此外，黄绮委员建议公安部主动对接教育部的统一查询平台，共享与提供被查询人性侵违法犯罪相关的信息，为各教育相关的单位提供录用教职员工时查询拟聘人员性侵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此外，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增加经费投入，继续保持对犯罪分子高压严打态势。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认为拐卖犯罪的危害是长期存在的，这一犯罪行为给受害家庭和受害人造成的伤害往往伴随一生。建议对拐卖犯罪分子（包括买主）终身追责。张宝艳表示，还要继续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反拐工作。没有新增案件，肃清陈年积案，“天下无拐”便能实现。

关键词四：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更多保障

近年来，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儿童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残疾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

不过，我国特殊儿童教育还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提交《关于提高自闭症儿童就学率》的建议。

他介绍，由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缺乏特殊教育和心理支持，导致大部分长期康复训练的自闭症儿童与正常教育环境脱轨，难以适应普通学校课程设置。

中、低能力自闭症儿童入普校学习后问题行为日益突出，在校难以提升能力。现有的家长陪读或“影子”老师方式成本高，难以维持整个义务教育阶段。

而特殊教育学校也多以接收听障、视障或智障儿童为主，一些特教老师对如何解决自闭症儿童的特殊行为方法经验不足。

张家祥建议：

1.组织国内、省内孤独症儿童诊治、康复训练方面的专家

成立自闭症儿童康复专家技术指导组，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并有效质控。

2.每个地市至少成立一所自闭症特殊教育完全学校

由卫生、教育、残联系统联动建设，融合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教育及残联项目救助等各方力量，保证自闭症儿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义务教育权利。

3.在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设立特殊教育班

对中高能力水平的自闭症儿童施以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合，定点机构和教育、残联等部门要重视孤独症儿童早期康复与学前（义务）教育的衔接，在持续康复训练的基础上，为达到一定能力的适龄儿童争取上学的机会，及时协调有关方面，为其入园、入学提供必要指导、支持和帮助，使他们能够融入社会生活。

“目前，整个社会对特殊教育认识及关注度不够，很多人认为残疾儿童能够生活即可，而忽视了其受教育权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高莉说。

在高莉看来，与普通教育相比，特殊儿童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中的短板，“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包括0-3岁残疾儿童的早期教育干预现状令人担忧。”

在残疾儿童受教育及0-3岁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干预方面，高莉建议，尽快出台特殊教育法律来落实残疾儿童教育资助政策，“或者出台《特殊教育法》单行法，或在《义务教育法》中单列一章规定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

“通过整合医疗卫生、教育、民政、残联等机构的力量，实现信息共享（特殊儿童通报系统）；在此基础上，构建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早期教育干预系统。”高莉建议说。

事实证明，通过科学的早期干预，可以减少未来特殊教育服务的投入。高莉建议，依托家庭和社区，在关键期为这些儿童提供抢救性康复教育等服务，从而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

综合整理 | 人民日报、新民晚报、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