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这个学期,孩子们的作业负担减轻了,课后活动增加了,少年时代本该有的样子正慢慢回归……
“双减”之后,更期待教育“新生态圈”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洪俊杰

时间:2022-01-20 10:42:55

■只要升学考试指挥棒不倒,考试的选拔功能还在,学生备考的难度要求就不会降低。有代表委员直言,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果那些没读上名校、没进入大学的孩子也能用其所长拿到较高薪水、得到体面待遇,那么就能有效消除“一个人补课,提高分数;一群人补课,提高分数线”的无奈与焦虑,进一步营造更和谐、更温暖的教育“新生态圈”

“双减”(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上海的中小学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校园内的调整,家长与社会是否已做好准备?教育牵动千家万户,更事关国家和城市未来,代表委员展开热烈讨论。

教育是育人不是育分

“过去,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太苦了。”几乎所有受访的代表委员都在感叹。一位与会的公办学校校长表示,小学三年级后,孩子童真在消失,身心素质在下降,“这不只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当逐利的资本涌入课外培训市场后,会严重影响正常课堂教学秩序。”

他举例,一个知识点,有的孩子在外面学过,有的从没接触过,老师安排教学时很难兼顾所有学生。从表面看,家长双休日拖着孩子从早到晚在补课,大人可能有自我满足感,但换来的是一些“抢跑”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短视化、功利性做法,不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往往会影响他们一生。

“教育的目标是着眼于长远育人,而不只是聚焦于短期的育分。”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校长徐翔表示,“双减”的目的是让教育回归课堂,发挥好学校作为教学主阵地的作用,尤其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每所学校都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健康地成长。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双减”后的第一学期,孩子们的作业负担减轻了,课后活动增加了;参加校外培训的大大减少,找伙伴玩、参加兴趣班、体育锻炼的大大增加,少年时代本该有的样子正慢慢回归。

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正逐渐形成。“学校的课程是按照育人规律科学设置的,希望培养学生获得适应未来所需的能力。”在市人大代表、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看来,学生如果将精力大都放在做作业与补课“抢跑”上,那就不会有余力来学习艺术、参加锻炼、参与公益劳动与家务劳动,这对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成长非常不利。

“因此,学校要积极努力,尽力发挥其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充分设计好课后服务的内容,依托课后服务的时间,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杨振峰说,学校最根本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初心,回到其应有的状态。

作业减量不减质

从具体实践来说,该如何确保孩子能在教育主阵地上“学好学饱”?

最重要的,是课堂教学与课后服务的提质增效。市政协委员、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朱乃楣提出,要聚焦学习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她以课堂教学为例,要从过去的经验积累转向科学研判,通过对孩子进行画像式评估,结合大量课堂观察,努力识别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因材施教让孩子在课堂中形成学习能力。

同样的道理,课后作业也要减量不减质,以减量倒逼质量。朱乃楣说,可以进行分层和弹性作业设计,通过难度不一的菜单式作业,满足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需求,真正让作业起到激活学生兴趣、检验教学成绩、巩固课堂学习的作用。

课后服务是本次“双减”的一大重点。“减”出来的时间,正在由多样化、个性化的课后服务来充实。有教育界委员表示,丰富的课后服务是把学生“粘”在校园的重要抓手,但作为课后服务的“主力军”,单所学校的资源有些力不从心。比如,一些学生期盼的前沿课程,本校老师未必有能力上得好;囿于学校场地、设施有限,像体育类、劳技类等热门课程,很难满足所有选修同学的需求。

“这就需要借助外力。”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院长谢国群建议,学校不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通过集团化办学、引入高校资源、对接社会机构等方式,将外脑引入校中。可以组织孩子走出学校,参访科普场馆,考察城市建设,走进自然,开阔眼界。

也有代表指出,“双减”后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更高要求,负担也明显加重。比如,教师每天工作时间比之前增加两三个小时,教师除了日常教学,还要考虑“双减”后的教学改革、新课程设计等。因此,要想继续发挥好学校主阵地作用,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加供给,进一步做好校园人财物的保障。

家庭要关注习惯培养

“双减”从不是学校一家之事,要想真正减到实处,离不开家庭、社会、学校同向发力。

今年元旦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市政协委员、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注意到,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广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有义务也有责任“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继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又一部对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作出限制规定的法律。”桑标建议,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法律的宣传工作,使之内化为家长遵守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要适时推动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及配套制度,并进一步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及相应的惩戒措施,以更有效的刚性约束来确保法律规定得以落实。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按照统一大纲完成的正规教育,那么家庭教育就是具有每个家庭自身特点的个性化教育,更多关注习惯培养与品德教育。“但是,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带娃。”市政协委员、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廖瑛就建议,有条件地区可以成立“家长学校”。家长通过不断学习提高,真正了解教育、了解孩子,进而在“双减”中形成良好的家校互动。

采访中,还有委员坦言,“双减”后不同家庭的差异性会更明显。“艺术、音乐、科学、舞蹈、体育、计算机、机器人、科创等非学科类培训增加,会带来更重的家庭负担。”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说,家庭经济实力、父母受教育程度都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发展加剧。他建议教委建设一批经认证的社会力量助学资源库,通过政府、学校、家庭合力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社会力量进校,做好学校教学和兴趣拓展的补充。

营造教育“新生态圈”

“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长期以来,这种充满焦虑感的话语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再加上名校情结以及“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都可能在无形中影响“双减”的效果。

“只要升学考试指挥棒不倒,考试的选拔功能还在,学生备考的难度要求就不会降低。”徐雷建议,要尽快出台新中考改革方案,确立合格性导向和自主招生选拔性导向结合的中考制度,加大素质评价分数的区分度。

此外,要让学习成绩并不太冒尖的孩子看到希望。桑标认为,要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努力办好办强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要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畅通职业教育的出路,打破以分取人、唯分是从、分分计较的局面,使有不同个性、能力和特长的学生都拥有成功的机会,拥有各自出彩的未来。

还有代表委员直言,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果那些没读上名校、没进入大学的孩子也能用其所长拿到较高薪水、得到体面待遇,那么就能有效消除“一个人补课,提高分数;一群人补课,提高分数线”的无奈与焦虑,进一步营造更和谐、更温暖的教育“新生态圈”。

“在现行中高考制度下,我们社会对好学校、好学生的评价标准还是比较单一,甚至有一些功利化。”徐翔呼吁在社会层面组织一次关于好学生、好学校标准的讨论,帮助学生及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科学的育人观。“只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在观念意识上统一,才能真正实现行动上的统一。”


责任编辑: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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