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凌晨2点24分，著名经济学家、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在国内首个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薰华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仙逝，享年100岁。

张薰华，1921年生，江西九江人。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张薰华教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奋战了半个多世纪，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研成果有专著《〈资本论〉提要》3卷、《〈资本论〉脉络》《〈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等10部；论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地租的必然性》等100篇。其中三卷本《〈资本论〉提要》已发行数万册。《〈资本论〉脉络》和《生产力与经济规律》至今仍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硕士生必读教材。张教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在钻研原著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克思在计算中有一些笔误，于是在198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中国理论界第一人。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中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表现的科学精神。

张薰华同志于1989年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5年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原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2年获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张薰华同志于2015年、201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至暗岁月，心有所信，笃志前行

1921年，张薰华出生于江西九江，幼年母亲早逝，只能依靠祖父艰难生活。祖父去世后，张薰华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坐船经温州到丽水，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张薰华回忆：“我的祖母、姑母都死于抗战逃难途中，一位姑父直接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我的家庭深受国破家亡的灾难。”抗日战争时期，他与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满怀爱国激情，怀抱着“抗日救亡”的强烈心愿。同时，他认为国弱被人欺，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于是，他在上海就读了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专业，并参加了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

1940年，张薰华高中毕业，适巧遇到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茶叶专业在丽水与衡阳两地招生，由此考入复旦大学。此时，复旦大学已迁至重庆北碚。张薰华便和其他同学一道，乘坐中国茶叶总公司的运茶车，一路颠簸西行。

多年后，张薰华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车是木炭车，我们就坐在烧炭的桶边，从丽水到衡阳，再换车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坐木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7、8 个纤夫拉了我们一夜，才到达复旦所在的北碚。”正是这段艰难曲折的路途，开启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我深觉国无宁日，虽薄技随身亦复何用。”大学二年级，因茶业又是产业，与经济学相通，张薰华转到了经济学系，将目光投向“经世济国”的社会科学，一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一面试图从书本中寻求救国真理。

在重庆，张薰华越加感受到国民党的昏庸腐败。1944年他加入“中国学生导报社”，这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一个外围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地带坚持斗争，传播爱国青年的进步要求，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独裁和文化专制。直接领导他的是地下党员化学系学生陈以文（重庆解放前夕牺牲于渣滓洞看守所）。“我曾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但因当时反动派到处抓人，暂停发展新党员，嘱咐我要像党员一样做好工作。”张薰华回忆说。

虽然暂时未能如愿，但张薰华还是按照组织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党的知识，搞好学业，广泛结交进步青年。

1945 年，张薰华被高票推选为复旦大学毕业同学会主席，并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后来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返上海。张薰华回忆：“当时经济学系经济学系主任樊弘教授，学术上是大师，政治上支持学运，育人上对学生亲切。他引进崔明奇教授开设经济数学课程，但缺助教。这届经济学系毕业班上只有我学过高等数学。于是推荐我留系任教。但校方因我积极参加过学运，不予同意。樊老师为此表示，‘留不下来就不当系主任’。”

于是，在经济学系主任樊弘的倾力支持下，张薰华毕业留校，任经济学系助教。1947 年，张薰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旦大学校史纪念馆，一张“委任状”颇为引人注目。那是 1949 年 8 月 1 日由陈毅和粟裕签署的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的“委任状”。被委任的人，正是张薰华。

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校长）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张薰华便作为常委并兼任主任秘书（相当于校办主任）代行学校行政事务。

而在百废待兴的复旦，“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细节需要一一操办。

“复旦校门后的那块区域，就是在张老师手上从水坑变成平地的。学生宿舍的大屋顶，也是他专程跑到南京工学院，参考梁思成的设计后才决定方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说。

即便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张薰华仍不忘坚持学习。他将书籍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利用一切空闲时间阅读。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张薰华选择逐步退出行政工作，返回经济学系任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志青说：“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转变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这却充分显示了张教授作为智者的长远眼光。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战场已不再需要刀光剑影，而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选择从教，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理论研究工作无疑开启了他人生的新阶段。”

潜心钻研《资本论》，国内首次提出“土地批租”问题，为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

张薰华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色理论家”、著名经济学家。他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上。

那时期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还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该文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他因而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

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苦读三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他返回复旦经济学系，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陆续发表自己沉潜20年的《资本论》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应用于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又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路深入到作为生产力源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并迎来了自己经济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

一方面，他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资本论>脉络》等大量《资本论》原著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其中，于1987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资本论>脉络》被视为《资本论》三卷本的浓缩，与后来他按照经济规律体系内在联系汇编成专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一同作为经济学院各专业研究生共同必修教材。

另一方面，他积极将《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经济规律，也由此产生了他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的深刻创见，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提位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称为“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张薰华提交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文中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论文刊载于《中国房地产》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约他再写一篇。随即，《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部资料》第6期。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刊载于该研究室编的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

张薰华的这一研究，奠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时，张薰华提交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曾评价，张薰华的研究“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复旦教授尹伯成说：“时下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过时’问题上，我国学界存在着偏见。对于这些偏见，张薰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许正好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洪远朋指出：“张先生研究《资本论》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紧紧相连，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指出:“张薰华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严于律己、求真务实，

一生坚守“贱尺璧而重寸阴”

从1945年留校任教至今，张薰华虽身兼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和顾问、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和顾问、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等众多社会职衔，但他对课堂的情结却此生不渝。三尺讲台，他一站就是数十载。如今，他指导的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了洪远朋、王战、朱民、程恩富、朱国宏等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已成为闪耀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并将他倡导的学风却是一脉相传，严于律己、求真务实、严谨严格、规范创新，不懈追求科学光辉的顶点。

张薰华最初教的课程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53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文革前，他已潜心研究《资本论》十余年，并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这部讲义的基础上，他于1977 年至1982 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一时洛阳纸贵，发行了数万册之多。

而更让学生们受益良多的，是张薰华在深入研究《资本论》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圆圈的圆圈”理论，这几乎已经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代名词。时隔多年，他的学生们仍记得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课堂上，一两百名学生常常沉浸于满黑板的圆圈中，“如痴如醉”地聆听张薰华深入浅出地表述《资本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关于“圆圈论”的由来，张薰华曾如此阐述：“在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具体来说，他是用唯物辩证法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并用以揭示经济规律。”黑格尔认为“逻辑理念的发展是由抽象到具体”，并将它比作“圆圈的圆圈”，“但是，黑格尔没有画它，马克思也没有画它。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按其机理试绘出来，使我豁然贯通”。

“《资本论》厚厚的三卷，对我们来说是‘难啃的硬骨头’，张薰华老师把这么高深的理论吃透之后，抓住了事物之间的根本联系，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原理，不断归纳、出新，形成自己的表述体系，如同庖丁解牛一样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推演呈现，为我们推开了学习《资本论》的大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还记得，当年，他在宿舍床边挂了张薰华的圈圈图解，“每个阶段不断观摩、不断思考”。有一次张薰华为他答疑解惑时，曾用手指在书桌上画了一串从小到大的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原始范畴和后续范畴不断展开和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思维的具体和具体的思维的美，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地看问题，把抽象和具体结合起来看问题，这对我一生的思维方式都有很大的帮助。”

但凡上过张薰华教授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体会，那就是严谨、严格。

严谨是他的治学态度。“张薰华教授上课逻辑性特别强，环环紧扣，丝丝相连，很难找到破绽。作为《资本论》研究专家，他对《资本论》虽然不能说倒背如流，但若提到马克思某一观点，他马上会告诉你，《资本论》第几卷第几章第几页马克思是怎么论述的。” 朱国宏说。当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计算有一些笔误时，本着“既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的态度，张薰华先后发表数篇论文，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校改，并进一步研究充实，形成专著。这是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对当时整个理论界学风都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意义。

严格是对学生的要求。张薰华曾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当年令学生们“心惊胆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考试采用口试，给定100道题范围，特别之处在于，口试必须以抽签方式进行，抽到哪道就回答哪题，两次机会答不出，就得次年补考；再考不出，毕业前还有一次机会；要是再通不过，就毕不了业。但如今每一位学生回忆起来，都认为这种方式使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了所学的经济理论，终身受益。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感慨：这是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门课。

虽然在治学上，张薰华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在课后，他对学生的生活家庭关怀备至。学生有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更是责任。他对学生们的重视和关爱时长让他们“感动不已”。

古稀之年，师生还经常看到他骑着旧自行车穿行校园的身影。年过九旬，他仍笔耕不辍、发表论文。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如他所说，做人是与治学分不开的。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

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