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扭转“慢就业、懒就业”?何为精彩人生?童世骏从哲学视角打开另一扇窗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蕾

时间:2020-06-16 10:01:38

       如何避免“慢就业”“懒就业”,积极合理就业?上纽大未来如何培养更具使命感的人才?……最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他从哲学视角,打开另一扇树立正确就业观的窗户。

如何扭转“慢就业、懒就业”心理?

问:疫情给今年大学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引导他们避免“慢就业”“懒就业”的心理,形成合理积极的“就业观”?

答:就业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同学很有自己的想法,即使拿到了世界顶级名校的OFFER和奖学金,但还是想GAP一年,去非洲或是去其他地方做一些公益,做志愿者,可以改变一直读书学习的状态,调整一下心境,丰富人生阅历,实现人生情怀。这种情况,看上去暂时没有就业,但不是一种消极的心态。

我们要分辨懒就业、慢就业的实际情况,如果是因为害怕挑战,依靠父母、啃老,那是不正确的。人生不能因为某一个长远的目标不惜牺牲当下,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把人生每一个阶段当做下一个阶段的财富。而不是说,每个阶段及时行乐,消耗完了,就结束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现在给我的OFFER收入太低,岗位不对口,我再等等吧。那这时你就要判断:首先你等待的东西,过了一年你是否还能拿到;更重要的是,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在干吗。如果等待的过程,纯粹是浪费掉的,就像唱片机快进掉,那是不可取的,因为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

我认为,就业时不要抽象地去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薪资要达到多少,要怎样的工作环境才适合我。打个比方,比如在听唱片的过程中,本来我是想换掉那张唱片,但在找更换唱片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原来的唱片还挺好听的,有可能就不换了。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人生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焦虑,但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它们也会给你的人生多了选择,多了意义、多了乐趣。

问: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似乎有些不太一样。可能性听起来更乐观一些,不确定性听起来有风险在其中?

答:是的,但是如果把“不确定性”理解为“我们的愿望虽然并非确定能实现,但也并非确定不能实现”的情形,它就也像“可能性”一样,有了正面的意义。其实,教育的焦虑就是由不确定性引发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其实也是“可能性”,不过我们往往更关注可能性之不能实现的那种风险。可能性只代表有选择,有可能,并不代表都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不确定性也暗含一种机会,也就是一种可能性。如果连不确定性都没有了,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性,没有可能性,这种情况如果放在教育中,那是“教育绝望”“教育冷漠”,与之相比,“教育焦虑”还是一件好事情。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需要“心灵鸡汤”“阿Q精神”,我们的政府也需要着手采取一些措施,让每个人不管人生境遇如何,他的人生都是有尊严的,有选择的,无论选择的空间大小。比方说,在我们的教育培养目标中,劳动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不仅要通过思想教育树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而且要通过实际政策让各种劳动岗位都成为受人尊重的岗位。

中国的职业教育能否健康发展,与中国社会能否在主客观两方面实现“爱劳动”息息相关。前几天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是“中考招生方案又变了,有一半初中生将考不上高中!”这种说法其实很不对,中等职业教育也是高中阶段教育的一部分,这样的标题潜台词便是——能不能上普通高中从而进入大学,变成人生高低贵贱的一种选择。这就不是单单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观念,其实就是对职业高中的歧视和偏见,背后体现的价值观就是鄙视劳动。

之所以会出现慢就业、懒就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把职业分成高低贵贱,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本身并非高贵之见,因为它完全没有看到,要有一个成功和精彩的人生,是不能对个人最初入职的岗位做那么狭隘、静止的理解,也是不能对社会流行的成见持那么盲目和消极的态度。相反,我们整个社会应该真正树立“爱劳动”的精神,形成美好生活靠自己创造的风气,同时也要把工匠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融入“劳动”的内涵,落实相应的产业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实质性地支持和改善职业教育。

精彩人生:需要更强使命感

问:上纽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大学,学生来自全球各地。上纽大如何保持自身的魅力吸引全球各地的学生来此读书,同时又能保持每个不同个体的独创性?

答:前几年,在美国有一个调查——哪一个是你的理想大学?纽约大学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进入纽约大学后,会和你原来的生活有很大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指能提供给你特别大的“可能性”,它有几个特点:纽约大学坐落在纽约市中心曼哈顿,上海纽约大学坐落在陆家嘴,这些都是整个世界发展最前沿的地方;上海纽约大学的学习规划中就规定,一定要出国完成至少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才能毕业。目前,纽约大学在全球共有14个海外学习点可以求学,其中纽约、上海、阿布扎比三个门户校园能授予学位证书,这就给学生提供特别大的选择空间。

上纽大的师资是按照纽约大学标准而招的国际师资,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学生彼此之间都是学习资源,我们现在51%的中国学生,49%的国际学生,他们不仅在同一个课堂中学习,在宿舍里也是互相学习的。上纽大的师生比很高,一般国内高校的师生比是1:16,上纽大的师生比是1:8,甚至是1:6,这样的师生比,能保证老师对学生真的是很用心。我们在招聘老师的时候,考虑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谁”,第二个是“请你来做什么”。回答第一个问题,当然要考虑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水平,这些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水平的教授;回答第二个问题,上纽大是毫不含糊地把教书育人、人才培养,放在主要位置的。对考生及其家长来说,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意味着,上纽大是一个性价比十分高的学校,它追求的是由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老师全身心给学生教课和指导;学生在这里得到的帮助和指导,既是用心的,更是优质的,在这里,每个学生都能有一位学业咨询顾问进行个性化辅导,更有教授带着本科生做科研。

上纽大授予两个学位证书(纽约大学学位证书、上海纽约大学学位证书),一个毕业证书。也就是说,你在上海纽约大学接受到的是国际化的大学教育,能够接触到全球知名的教授,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因为可以授予纽约大学的学位证书,因此,一毕业你就可以加入NYU的校友群体,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

1989年,童世骏与其导师、好友及同事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合影。

问:您以前在《什么是大学精神》一文中提到,现代大学的理想包括三个方面,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如何将其融入进上纽大未来的发展?

答:关于大学理想的这三个方面,是华东师大创校校长孟宪承先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概括,实际上也是对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现代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功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概括。这种大学理想具有普适性,因此也适合于上纽大。但与以前相比,当下的环境下,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很大。尤其,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全球化的获益者,更是推动者。在这种环境下办国际学校,我们要特别重视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独特办学资源。

这些独特的办学资源包括制度上、物质上、文化上的。物质上来讲,上纽大是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合作办学的产物。制度上来说,上纽大是落实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项目。至于精神文化资源,一提到上纽大,第一感觉可能更多想到的是美国高教文化在中国的移植,但实际上它是美国高教文化和中国高教文化的结合与融合。中国是有丰厚的教育传统——比方说,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如此精辟概括的这两方面教育理念如果结合得好的话,就是十分了不起的进步。

另一方面,上纽大深深扎根于上海这片土地,上海政府和浦东新区政府对我们的支持都十分大。纽约大学是一所国际高教领域公认的近几十年内在进步速度和达到高度方面特别成功的大学;上纽大致力于把这样的外来资源与本地资源相结合,可以说是以一种独特形式追求着“在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理想。只要一想到在上海这座城市有上纽大,想到每年有相当数量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优秀本科生来到上纽大求学,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封闭的城市。当然,上纽大对上海的贡献还不限于人才培养,我们的教授们的科研贡献,尤其是在数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学科能力,也是比较突出的。

讲到社会服务,我特别想强调我对这个上纽大培养目标的理解:进入上纽大学习的人,不仅要追求有一个精彩人生,而且要对“何为精彩人生”有一个更宽视野、更高层次的理解。精彩人生,不能只局限于个人。疫情期间,为何有很多人焦虑,大疫和恐慌,都是因为只看自己。其实,个人被感染的概率远远小于出门被车撞的概率,于是就有人大意了;但同时,有的人总怕自己被感染,于是便有了焦虑的心态。这些都是只考虑自己的因素,从社会角度来说,既不能大意也不必恐慌。

人的生命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因为人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个体化是通过社会化来实现的,个性形成的过程实际也是在学习、适应社会、掌握社会规则的过程。每一代人在享受前人帮助的同时,也在逐渐具备帮助他人的能力和责任。上纽大的同学的“起跑线”都已经不低,但他们不能只对自己的精彩人生做狭义的理解,而也要有一种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让别人更好,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感。对上纽大的同学来说,应该有这种自信,他们是有能力的,恰恰因此他们的责任更大。而我们作为教师,作为办学方,是要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变成实际的能力。

人生如何“连点成线”?

问:疫后时期,尽管社会开始复工、复产、复学,但是不少人仍处于“消极防御”阶段,如何引导社会从之前的状态走出来,理性适应现实?

答:其实,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比较消极,我本身是不大主张一定要“回到原来的状态”。因为我们不可能像磁带一样,把过去几个月的记忆全部擦掉。其实,人生也好,社会也好,每一个过程经过了就经过了,不要因为这可能曾经不是那么令人愉悦的经历,就希望它像没发生过一样。

与其是“回到原来”,还不如把我们前段时间抗击疫情达到的阶段,作为一个向前走的新起点、新开始。有时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初经历的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即使让你主动选择,也未必比现在的选择好。其实,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如果你真正是以学习者的态度,并有所学习的话,那就是继续向前走的起点。

乔布斯曾提过一个观点“connected dots”,我把它翻译成“连点成线”。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个零散的点,这个点为何在此时发生,为何在这个位置上发生,这些并不是完全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它发生了以后,怎么把它连起来,是有很大个人因素的。以前发生的这个点,在这条线上的什么位置,有何意义,取决于我们去如何连这条线,也就是说,这取决于我们该如何从这些点中学习。如果把疫情比作一个点的话,接下去我们如何让这个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取决于我们接下去的点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我们该如何连接。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就没有理由去悲观和后悔。

特别从教育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复工复产还只是一个可能性大小的问题,而“教育能否回到疫情前”,则是一个可能性有无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面对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不管是否经历了疫情,他的成长过程都是不可逆的。关键是,在已有的一个个“点”的基础上,我们如何画出新的“点”,如何连接这些“点”,让这些点所形成的线,是我们所希望的积极、正面的方向。

一场灾难,并不意味着不能从中有所学。我们不要把这些经历当成“包袱”,要把这些变成“财富”,这样才能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把过去变成财富,把疫情当成课堂。既然发生了,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从人生长河来看,回头看,这个点是很不一样的。所谓“精彩人生”就是由这样的一些点构成的,关键是以何种心态来面对。

2012年3月,童世骏与时任纽约大学校长的John Sexton在纽约合影。

问:疫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事件,该如何理解心理建设是个“持久战”?

答:疫后人们的精神状态要避免两个极端:整天念念不忘,跳不出来;但也不能快速忘却,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这两种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忘却,就不会有反思,就不会有思考,也不会从中学习。我们要从视角上来调整,不能只停留在过去,把未来也拉进来,有助于缓解心理上的调节。乐观,也是一种责任。因为乐观最重要的理由恰恰是:现实中让我们乐观的东西越不多,我们的不乐观就越是雪上加霜;面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至少会让未来增加一点可能性。


责任编辑:陆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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