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张著名作家余华在某培训机构活动中演讲《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很多人都对此表示迷惑不解，还有人把此事直接上升到了“文学已死”的高度。

　　余华能不能教高考作文？这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新出版的《文城》……以余华今时今日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当然有资格在公开场合谈论一下高考作文。

　　有人认为，余华是大作家，但未必了解高考作文怎么写。此类质疑不无道理，但又有些小题大做。首先，听一场演讲就能学会写作文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其次，余华演讲的主旨也不是教学，而是鼓励广大考生积极面对人生的挑战，希望他们爱上文学。

　　所以，完全没必要给余华扣上一个“文学已死”的大帽子。在社会发展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的当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财富，著名作家也不例外。知识分子必须和“贫贱”划上等号的老黄历，应该翻过去了。

　　但余华教作文引发的争议，背后还有值得探究的真问题。

　　当余华和高考作文同时出现在一张照片里时，为何会让公众产生一种违和感？这是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余华所代表的纯文学和高考作文所代表的应试作文，评价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我们当下的作文教学或者说语文教育，该以何种方式接纳文学，很受社会关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浙江省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路上》。这篇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惊艳了阅卷老师，才能得到满分的殊荣。但当它被公布在互联网上后，遭到的却是“群嘲”——网友们认为，这位小作者不会“说人话”，在华丽的语言之下，只有贫乏的思想。

　　平心而论，小作者没有错，高考作文本来就是要讲技巧的；网友们也没有错，没有人会喜欢无病呻吟、卖弄技巧的文章。问题出在，优秀的高考作文和优秀的文学作品，未必是重合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一位能够在高考作文中获得高分的考生，可能记忆力很强，可能应试技巧高超，但很可能不懂文学，也对文学没有多少兴趣。这种情况无疑是遗憾的——我们培养出了很多拥有应试技巧却未必有充足人文素养的“人才”。

　　这就回到了那个老问题：有什么样的教练员，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运动员。显然，余华的文学造诣再高，也未必是那个适应考试形势的教练员。

　　尽管如此，余华和高考作文联系在一起，依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社会在呼吁、政府在关心、高考在改革，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观念——高考作文的分数，不该是人生的目标。

　　语文和文学都需要“出圈”“破界”，互通有无，加强交流，以人为本，放眼未来。唯有如此，才能为国家培养更多全面发展、拥有更高素养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