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未来产业技术引领之地，而没有及时跟上工程科学人才培养步伐的国家与地区，因此在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如果没有领先的工程教育，就无法培养创新的工程技术人才，也就无法保证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繁荣与安全。”作为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世界顶级工学院战略研究”作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这份报告透露，我国每年培养的工程人才总量庞大，每年工科毕业生总量超过世界工科毕业生总数的1/3，但支撑产业升级的人才储备，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明显不足。在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闻玉梅发起下，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春花、深圳湾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吴云东等一行日前在沪展开这一项目中期评审，请包括“根叔”李培根、钱旭红、高松等十多位两院院士、海外院士在内的专家团为工科大国变强国把脉。

闻玉梅

　　他们为啥“人不多”也“分不多”

　　研究表明，在工程人才培养目标与理念上，以往过于根据宏观尺度和经济发展来设计培养方案，而缺乏对于学生主体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培根批评称，“当前的某些做法很不未来！”

　　过去国内工程教育基本上延续前苏联模式，专业划分过细，院系之间的壁垒很深。而现在当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却有很多学校一窝蜂地开设新专业。虽然不能排除少数学校开辟个别新专业的合理性，但大面积地以“新专业”圈地显然是不明智的。“根叔”院士还建言，当前工科专业仅仅增加数字—智能技术的相关课程是不够的，那只是解决了数字-智能技术与专业技术的混合，而更重要的是数字-智能技术与传统工科专业技术的“融合”。

李培根

　　人不在多，核心课程与学分也不在多。从南加州大学来到南方科技大学，南科大副校长、美国工程院院士张东晓发现，国内一流大学的工程教育学分可以达到美国一流大学的两倍之多。在张东晓看来，课程多、学分多，并一定不代表培养质量多高，从项目制跨学科学习到俱乐部制团队合作，学生个体的工程能力及综合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才是硬道理。

　　张东晓透露，就自己认识的富兰克林·欧林工程学院校长，他认识全校每一个学生，还常请学生到家中吃饭。原来，成立仅20多年的欧林工学院，高起点、精品化地成就了一座顶级工学院，每年仅招生75人，全校只有300多个学生，其中一些招生对象甚至放弃了麻省理工等顶尖名校的录用通知书，也有不少毕业生已成为全美科技创业界先锋。

　　记者了解到，根据QS世界排名2021年1000强的结果，有83所中国高校上榜，工程教育强的大学包括排名最高的清华大学（第15）及北京大学（第2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93）等。当前，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正成为推动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

　　人工智能化，更需批评性思维

　　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工程教育发展的对比研究，专家发现顶尖工学院大多都实现了从工程技术到工程科学的转变，他们并没有废弃工程技术教育，而这部分教育主要由技术或职业类的学校承担。当前，顶尖工学院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人的需求。也就是说，“工程教育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解决技术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未来的人类问题。”

　　对此，李培根院士提及艾隆·马斯克。这位“科技狂人”曾说：“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类推地思考问题，也就是模仿别人做的事情并加以微幅更改。”比如马斯克发现火箭发射燃料只占总成本的很小部分，最大的成本仍是火箭本身，就提出并实现火箭可回收。

　　同时，顶尖工学院更加注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主导性，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强调思想性、创造性相融合以及具有创业精神的卓越引领型人才培养探索，希望从根本上改变顶尖工学院的工程教育格局。

　　人比机器聪明在哪儿？AI化的数字智能时代，更要让学生易于突破常规思维框架。曾在华中科大力主设立创新教育与批判性思维研究中心的李培根表示，当前国内高校仍习惯培养学生的“收敛性思维”，不善于培养“发散性思维”。对于工科学子，他们能进行知识的“近转移”，但更需善于知识的“远转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表示，顶级工学院的教育理念，以学生能力的达成为中心，人文的、艺术的成分要加大，并需要卓越的治理机制，“要办一个世界顶级的工学院，定位在工程科学和卓越引领，是非常正确的策略。”

陈春花

　　历经3.0版，优秀工程师一直火

　　工程教育离不开工程业界。不过，陈春花教授通过项目研究表明，国内行业企业参与工科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在培养目标制定、课程体系修订等工科人才培养核心环节的参与比例不超过30%。

林建华

　　事实上，世界顶级工学院均具有跨边界特征。作为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林建华表示，在知识开放时代，大学失去对知识的垄断，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社会蕴藏着丰富教育和学术资源，因此需要打开边界——“打开学科边界，打开学习边界，打开学校边界。”他认为，还要打开教师的边界，“在人才培养中，民办教育能充分吸纳一些长期在企业工作的教师，也能引入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才进行教学。”

刘庆

　　在长三角，工科与工程的一体化经历多个版本。“来自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以国企到民企为主，可谓1.0版本。”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江苏战略院执行院长刘庆来到沪上知室书院，他认为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沪，沪上工程人才为周边零配件等供应厂商服务，成为2.0版本。而今，在上海建设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进程中，科创资源与创新产业深度融合，工程人才共培共享发展为3.0版本。正如具有机构性质的德国弗朗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建在高校边，其40%研发人员均为高校研究生，他们毕业后进入大中小企业，就与高校、与协会形成了天然纽带。

　　专家们建议，在高校治理和运行中，找到契合中国特色与文化特点的模式，创造一种可以广泛参与的“放管服”环境，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学校、企业实践或机构产生链接，主动探索工程与教育融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