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笔者在全国各地城乡基层调查发现，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城乡居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成为城乡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影响变量。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影响小学教育，影响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相爱相杀”，甚至影响了社会运行的秩序与模式？

 一个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武汉的一位社区工作者介绍了孩子的日常生活。小孩读小学二年级。周一至周五正常上学，8点钟到校，下午4点30放学，中午回家吃饭休息。一般是外公送，爷爷接。如果仅仅是这些学习，小孩似乎并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结合造成了巨大压力。

学校老师说，考试在95分以下，就算是差生。正因如此，这位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画画，4000元/年，每周四晚上和周日上午各2小时；跳街舞，68元/节，每周2节，周六周日下午4至6点；语文数学补习，2200元/季，周五晚上6点至8点；英语，5500元/学期，周六下午1至4点；游泳2400元/年，100次，每次2小时，每周2次。周末两天基本上都排满了，孩子想打篮球，还没有空余时间报了。

据调查来看，有的孩子在周一至周四的晚上放学后，还要直接送去学钢琴等，常常是家长带着饭让孩子在车上吃，以节省时间。一周两三次，每次1小时。周末以及晚上的各种培训班，都需要家长，一般是妈妈全程陪同，有时候也是祖代陪伴。学校也有时候会在放学后，开展田径训练，这样算下来，基本上正常上学期间，也要到8点钟回家，然后做2个小时的作业，就到了10点多钟，就应该睡觉了。此外，还有逢重大节日演出排练，办手抄报等，也要占用许多时间，有时候还需要家长帮助拍视频等。

从上述事实来看，小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校学习时间并不长，但是学校传递了压力；二是学生的校外培训时间填满了空余时间，学生基本上没有自由玩耍的时间；三是培训内容是全方位的，培训市场发达，无论什么培训需求都有市场对接；四是家庭为学生的课外培训付出了巨大时间和经济成本；五是孩子的成长是家庭策略安排的出发点。总体而言，学生的日常生活是学校、教育市场和家庭等主体共同形塑的空间。 

全面发展与普职分流

按照经验判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存在大量的课外培训，既有语数英等课堂学习的补充，又有画画舞蹈游泳等兴趣爱好培养。但经验已经陈旧了。事实上，这些培训很难区分出是课堂补充还是兴趣培养。因为教育目标出现了重要调整。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首先是全面发展。中国在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号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适应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如何落实呢？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升学考试考核。从语数外，到理化生，到体美劳音等，不断被纳入考试考核范围，作为小升初、初升高的直接评判依据。2020年8月出炉的《武汉市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试行）》指出，到2023年初中升高中需要考15科，其中语数外体理化史等10科考试，地生美音和信技等5科考核。仅仅音乐考核，就包括纸笔测试60分，实践测评30分，平时考核10分（5个学期，每学期2分）。考试分直接计入总分，有分数线激励；考核成绩分ABCDE等级，是重要的录取参考，一般省示范高中要求4A1B及以上成绩，出现C就不要了。

其次是普职分流。国家自2002年开始就提出要在“十二五”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十三五”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要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各地基本限制在一比一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初中生可以升入普通高中。但是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升入普通高中就读。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接受职业教育后所从事低端技术类职业者的社会地位，要远远低于接受普通高中升入大学后从事的管理类或高端技术类职业者。家长认为，孩子如果升不到普通高中，就算掉入了社会底层，无法出人头地。

全面发展和普职分流都在中考时结账。按此，小学生应该可以过上愉快的童年生活。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好的初中升学率，比如省示范初中升高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一比一的比例，可能高达80%。因此，很多家长希望将孩子送到这些优质初中就读，以便能够顺利进入普通高中学习。即使不能进入顶优初中，就进入次优初中。如此一来，形成了阶梯式竞争，压力从初中传递到小学。全面发展和普职分流就成为小学生参加各种培训的驱动机制。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如打了鸡血一般，为孩子报各种培训班。 

学校教育的内卷与外溢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很多教育功能逐渐从家庭抚育中剥离出来了，专由学校负责，德智体美劳等在学校都有专门化的课程，所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主要应该由学校负责，课外培训只是一种补充性质的。但是学校教育却越来越不能承担应付所有考试考核科目的完全教育责任。

小学教育在不断现代化过程中，也表现得越来越机械化，学校自主性越来越少。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减负。首先是严格规定小学生每天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并保证每天必须有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2018年末教育部下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要求，合理确定学生离校时间；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作业难度水平不得超过课标要求；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1次统一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2次统一考试；不得在小学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考试成绩实行等级评价，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等等。县区督导发现问题，严格问责。在如此高压之下，学校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按点上学按点放学，老师也自然是到点上课到点下课。即使布置家庭作业，也是承担了极大违规风险。

造成学校自主性丧失的变量，除了上述来自国家规定的压力，还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自从进入新世纪以来，家校出现了种种博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教师体罚学生或学生在学校出现意外致死致残。教育是需要惩戒的。绝大多数教师惩罚学生，确实是出于管教，而非出于仇恨或故意。可能有少数教师在方法方式和度上没有把握好，对学生造成了伤害。但是家长分不清其中的要害，再加上自己的孩子自己都舍不得碰一下，哪里允许老师来碰，于是找老师和学校甚至教育主管部门，轻的要求给个说法，重的要求开除“肇事教师”或者给予补偿。学校遭遇这种事，一方面会受到行政体系的问责，另一方面会损失学校的声誉。学校反复要求教师保平安，教师自然会收缩教育教学的自主性，以便明哲保身。有的学校甚至要求班级建立家长轮流到校随班听课制度，既监督教师行为，也帮助管教学生。

教育是为了在学校培养健康鲜活的人，而不是在工厂生产冰冷的产品，必须要以人格化为前提。但是处于国家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之中，学校和老师都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去人格化特点非常明显。再加上减负的压力，学校也不敢延长在校时间，布置过多超限作业。总之，大环境导致学校放松了对学生学业必要训练的严格要求，最终学校教育出现了内卷化，教育质量难以有效提升。但是小升初又存在压力，家长不得不将孩子送入各种培训机构，于是学校教育在内卷化的同时，出现了外溢。 

课外竞争与教育市场化

一方面是中考、高考压力，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的内卷。家长只能向市场寻求第三条道路，这就需要有强大的教育市场来承担服务。

当前的教育培训市场确实相当发达。语数外理化生体音美等所有需要考试考核的科目都可以找到培训市场，并且常常有多家可供选择。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培训市场。比如，今年暑假笔者在宜昌调查，一位奶奶介绍说，她的孙子每周六都要参加培训注意力的辅导班。之所以参加这个培训班，是老师说孩子上课老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成绩不如别的孩子。而事实上，影响孩子专注力的因素，常常在孩子日常生活之中，比如有喜欢吃甜食的习惯、生活环境不稳定造成的紧张等，此外还与孩子的好奇心太强等相关。这些都是教育培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家长无法甄别其中真伪，只好交给教育机构了事。

家长将孩子送入培训市场，除了为了提高学业成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满足孩子的社交需求。以前，孩子放学后就在社区内玩耍，社区内的孩子是最好的和最持久的玩伴。现在社区越来越成为陌生人社会，孩子也都进入了各种培训班，社区内再无玩伴。这时候孩子进入培训机构，有同龄伙伴在一起共同学习和玩耍，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有家长反映，孩子愿意上培训班的重要原因就是有玩伴。

此外，教育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可以让家长满足一些幻想和释放一些焦虑。 

儿童中心主义语境中的家庭策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性快速增长，市场渗透不断深入，家庭重心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老人权威逐渐让位于儿童中心主义。孩子成为家庭的重心，一旦有了孩子，家庭的所有资源都要围绕孩子运转，形成重要的家庭策略。

武汉的那位社区工作者自从有了孩子后，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就要轮流照看，接送小孩，根据孩子需要调整各自的工作，双休日则是夫妇两人轮流陪孩子跑各种培训班。即使一年要花上三四万元培训费，也不能有半点吝啬。她还介绍说，在社区工作工资很低，工作又累，没有前途，很多次都想换份工作，但是每次都是感觉换了工作无法兼顾照料孩子而作罢。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围绕孩子的家庭策略安排要付出更大代价。在湖北荆门，年轻夫妇外出务工，奶奶带着孩子在市区租房陪读，爷爷独自在农村种地。在山西某地，年轻人结婚时就要在县城买房，婚后，媳妇在县城居住带孩子陪读，丈夫外出务工，爷爷奶奶在家种地，所得收入供给在县城的媳妇和孩子生活。在贵州，因山路崎岖，妇女无法在家接送孩子，很多年轻妇女在外务工，丈夫在家陪伴和接送孩子。总之，孩子成为各地家庭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决定性要素。因为孩子成长需要，家庭可以四分五裂，但是要全力以赴，最终造成了家庭城镇化的特殊模式。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查发现，各地各类家庭都在为孩子未来操心，害怕孩子掉入社会底层甚至无法生存。中西部农村的年轻夫妇很多都是务工一族，他们认为，孩子只有上好学，才可以不像他们一样去吃苦。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调查时，一位村民家里很富有，但仍很希望孩子能够读大学。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这代人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坐地起财，有丰厚的地租、房租和集体分红，但是孩子却没有股份，未来只能靠自己。武汉某社区的一位妈妈说，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也是因为自己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土地股份和还建房等收益，但是孩子没有。很多中产阶层更是投入大量资源培训，帮孩子挤入优质学校，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孩子不能升普高、上大学，实现阶层跃升或保质。

综上，学校、市场、社会和家庭等主体共同形塑了当前的教育现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来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确实越来越高。国家追求培养适应现代化需求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时也要注意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确调整国家、学校、市场和家庭等之间的教育关系，形成不同主体合作的教育共同体，才会有利于满足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者贺海波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人员；桂漩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副教授。）